因為一連串的誤失，台大醫院使得愛滋病患的器官，移植到5位病患的身上。意外事件發生之後，當然有諸多問題要處理；最重要的問題之一，是對於接受器官的病患╱家屬，如何彌補和賠償？
如果在法庭相見， 官司勝負其實非常清楚：台大醫院沒有遵守標準作業程序，要確定器官沒有受感染才可以動手術。因此，接受器官移植病患╱家屬的權利，受到嚴重的
兩岸三地之間的點點滴滴，有著罄竹難書的題材。有些如造化弄人一般，令人啞然失笑。有些則是暗含機運，可以見機而作，乘勢而上；當然，也可以視而不見，過眼雲煙。
和台灣相比，無論在法治、專業程度、敬業精神上，香港都超過台灣。可惜香港人到大陸做生意，單廣東話這項，就不知道是多大的障礙。相對地，大陸同胞對於香港人，也似乎有種「外國人」情懷
文化即生活，對於文化的議題，由生活經驗出發，每個人都可以臧否一二。然而，由學術研究的著眼，關於文化的議題並不容易處理，至少有一個明顯的原因：要雕塑文化特質，需要很長的時間；一旦時間拉長，涉及的因素增加。因此，在辨認文化特質的因果關係上，很可能各說各話，都有道理。
譬如，日本人很重視忠（天皇和過去的郡主），而華人很
腦海裡浮現這個問題─「為什麼不投降？ 」──有遠因， 也有近因。 遠因，是多年前讀《菊花與劍》，人類學家班乃迪（Ruth Benedict）的名著。二次大戰時，美國驚覺對日本了解有限，開始投入人力物力研究。班乃迪廣泛蒐集資料，完成一代經典。日本人的性格，有如一種對立的組合：既有菊花般的幽雅淒美，又有刀劍般的銳利冷峻。
對於日本人的性格，書中還有諸多有趣的
對許許多多的人而言，經濟學複雜難解；公式圖形一堆，兩個經濟學者有四種意見—兩人的意見都是，「一方面如何如何，另一方面又如何如何。」其實，在智識和實用上，經濟學都大有可觀。而且，如果闡釋得宜，經濟學大師們的慧見不但智識上有啟發性，也和公共政策密切相關。
寇斯(Ronald Coase, 1910-)，今年高齡一百；他五十年前發表的論文—「社會成本的問題」
指鹿為馬的成語廣為人知，但典故和出處卻未必，值得稍作說明：根據《史記》， 秦二世時宦官趙高為相，二世出遊時，趙駕鹿(！)相隨。帝問：為何乘鹿；趙回： 不是鹿，是馬！帝不信，趙遍問隨侍，多人附和，指鹿為馬。 典故如此，釋義各取所需。最簡單的說法，是指摘人黑白不明，顛倒是非。稍微複雜的，是闡明民粹自古已有，於今為烈而已──眾口鑠金
「火車駕駛看到前方軌道上有5個人，可是煞車失靈。但是，方向盤沒失靈，他可以輕轉方向盤，轉入另一個軌道，而這個軌道上只有一個人。那麼，你的選擇如何，轉不轉方向盤？」這個假設性的情境，是哈佛大學教授山戴爾（Michael Sandel, 1953- ）的開場白。他的課程名為「正義」（Justice），是哈佛最受歡迎的課之一；選修的同學，動輒數百人，甚至超過千人。
任教多年來，我接觸過許多不同科系的學生；程度上，由大學生到碩博士生不等。此外，在校外的演講，更是面對各種不同年齡性別背景的聽眾。
職業球賽的觀眾都知道，團體式、接觸式的競技，有一項你知我知的潛規則：比賽時，不惡意傷害對方的主將。譬如，正常衝撞受傷，是比賽的一部分，不足為奇；可是，比賽時，不會以下駟對上駟，以板凳球員有意去傷害對方的貝克漢或姚明。為什麼呢？ 答案似乎直截了當，一言可蔽之：你傷害了我的主將，我也會傷害你的主將。惡性循環，兩敗俱傷。然而，雖小道必有可觀者，除了這個直覺式的回應之外，也許還有一些更深沉的考量。 說來有趣，在他的集大成之作《制度、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》裡，諾貝爾獎得主諾斯（DouglassC.North）也提到這一點。他的解釋，是由「非正式規則」的角度著眼：在漫長的發展過程裡，人類社會發展出各式各樣的典章制度，包括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；。。。
當代法學大家蒲士納嘗言：法律是一種專業，性質上和其他專業一樣；而且，精確一點的比擬，這個專業和修水管無分軒輊。
蒲士納是哈佛法學院第一名畢業，曾任芝加哥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，第七巡迴法院法官，著作等身。因此，他的比擬，有點後現代式的解構，又明顯地語帶貶抑；然而，他當然不是無的放矢。他的說法，值得由較廣闊的角度闡釋！ 。。。
